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