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族是中国人口较少、使用语种较多的民族之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原碧江县） 、福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和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等地。

怒族自称“怒苏”（泸水），“阿怒”(福贡)、“阿龙”(贡山)和“若柔”（兰坪），自认为是怒江和澜沧江两岸的古老居民。他们可能有两个来源：泸水县（原碧江县）一带怒族自称“怒苏”，而福贡、贡山县的怒族自称为“阿龙”或“龙”。由于长期交往，这两部分人在怒江区域逐渐接近，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和形成今日的“怒族”，但他们各自还保留着自己的某些特点。

从唐宋时期的族源形成至明朝，怒族医药处于民间医药的萌发状态，以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受神与鬼的原始文化影响形成的原始医药经验简单、零碎，且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积累传承只是通过口口传授，并无书文记载。

十五六世纪以前有关怒族宗教、祭祀未见相关的文献记载。这个时期，土地主要属于家族公社所有，由家族成员共同耕作。怒族社会内部无阶级分化，只有家族领袖，又称家族族长，怒语称“阿桑”。这个“阿桑”是由家族成员共同推举的，他的主要职能是处理家族内部的事务，包括主持祭祀活动。

这个时期怒族的原始宗教、占卜、祭祀已开始形成、发展及传承。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广大怒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从而在怒族原始宗教中形成了疾病皆由鬼神所致的观念，认为疾病与鬼神有着必然的连系，每一类的疾病，都有专门的鬼神来支配，有多少种疾病或灾难，就有多少种导致疾病的鬼，鬼和疾病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在这些鬼神当中，除个别的鬼与较小的精灵以外，都只能祭不能驱，而祭鬼必须要敬祭品。所以，杀牲畜祭鬼治病就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之一。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宗教巫术、祭祀、原始文化的发展，怒族民间应用食物、药物技术方法治疗疾病也得到发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卫生员、种痘员、防疫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怒族地区落后的卫生状况有了改变。但怒族一般居于高山、坡地或河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和交通不便使得怒族地区的卫生医疗状况一直比较落后。怒族医药在怒族同胞的防病治病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怒族民间医生利用当地丰富的药物资源及长期积累的经验为群众治病，同时开始学习中医药知识，怒族医药得到了发展。

怒族民众为艰难的生活困境所逼迫，适应环境的心理意识促使其聚居时必须熟悉和采用生存环境内的生物资源。因此在怒族聚居区，人人都会用当地草药预防、保健、养生和治疗一些疾病，就有了医药技法在民间的流传和应用。

在怒族民俗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保健意识，怒族的民居、服饰、饮食、及体育活动多与民俗活动联系在一起。从民俗文化入手研究民族医药文化思想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医学不仅是防病治病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防病治病的知识和经验会成为一种习俗而被传承。所以民俗与医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怒族的民族医学不仅体现在医疗活动中，还蕴含在传统的生活习俗之中，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于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有益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民族医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怒族的先民和其他民族的先民那样，也经历了“药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在艰难稚幼的先民时代，怒族先民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生死抗争，但任然时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怒族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经历了历史与审美的同步演进。因此，怒族的生活习俗是怒族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也是古老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审美的结晶。

怒族衣食住行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由于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怒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活习俗。

怒族在各地的起居习俗也不同，贡山的怒族，起床后就要洗脸，然后打一次酥油茶喝，喝完酥油茶后就下地劳动或喂牲口，到十点钟左右时才煮午饭吃，过后再下地劳动。要是在山里较远的地方劳动时，就更早一些。兰坪的怒族起得早，早点一般做粑粑吃，同时喝一点茶。到了十点半左右时又煮午饭吃，过后才又下地劳动。这种劳动一般是房前屋后的劳动，有利于身体健康。

怒族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怒江大峡谷的生物与宗教文化的影响，怒 族民族医药传说均是以生存环境、文化意识为基础。主要形式为故事 传说、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