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占有主导地位的萨满跳神治病和以萨满教为背景的民间医药服务外，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还曾享蒙医药服务、军旅中的中医药服务和中原地区的中医药服务等。鄂温克族在所享有医疗服务方面所表现出的这一多样化特征与不同文化传统对于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以及鄂温克人久在军旅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军旅及中原地区的医疗服务

索伦八旗将士在清代堪称劲旅，从清初对雅克萨的收复直至同治、光绪两朝对于新疆的增援等等，前后参战六七十次，对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祖国边疆发挥过重要作用。连年的征战，使鄂温克族人丁锐减，户口凋零，以致嘉庆、道光年间早己出现鄂温克族士兵不敷调用的情况，而一经出征即十数年不归，也成为了鄂温克士兵常有之事。在这一背景下，久居军旅的鄂温克将士于军中染病的情况时有发生。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朝廷曾对将军明瑞等所奏“……且索伦等兵病者甚多，其别部落人等，亦染时症，请将遣驻雅尔兵，稍缓时日，以纾马力”的请求给予了批准。在这一史料中，索伦士兵染病，成为了稍缓派兵的原因之一。可见其染病士兵数量之多、形势之严峻。据同一史料，同年三月，针对明瑞所奏“伊犁去岁，索伦官兵染疾患病者多。索伦达呼尔等牧放牲畜，亦多倒毙”的具体情况，乾隆皇帝又做出羊只免于赔偿、牛马“暂免坐扣”的决定。在这里，“索伦官兵染病者多”也成为了乾隆皇帝做出相关决定的原因所在。此外，《黑水先民传》称，索伦协领阿第木保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染瘴卒于军”“。而《黑龙江纪略》则称，鄂温克官兵“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战争的刀枪，即死于瘴烟……之地”，可见，于军中染病，曾对鄂温克将士的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那么，久居军旅的鄂温克将士曾享有怎样的医疗服务？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癸未日，针对选派鄂温克士兵发往云南一事，乾隆曾下旨：“至兵丁等,生长口外，此时初行内地，已有不服水土之人，将来天气炎热，恐长途易生疾病，著传阿思哈，选医生沿途随往备用。”而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辛酉日，针对福康安“所称分赏索伦满汉屯土各官兵，衣履银牌牛羊等项，并照料病兵费用，除将恩赏银两给发外，尚用银两二万余两，请公捐归款一节”，乾隆则下旨“准其作正开销”。两条史料都明确记载了清政府针对鄂温克官兵于军中染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前一条史料说明，对于出兵云南的鄂温克将士，清政府虑其因水土不服、长途奔波和天气炎热而在军中染病，曾“选医生沿途随往备用”。后一条史料则说明，清政府曾“准其作正开销”鄂温克患病兵丁在营中养病所需费用。此外，据《东华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自雅克萨城解围以来，闻军士间有患疫者，此皆属满洲精兵……今特遣太医院医官二人，赉药前往治之。”而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康熙四十五年（1705）清政府还曾由太医院选派医官两名到黑龙江墨尔根随军服务，每年更换一次。黑龙江墨尔根是驻防重地，曾有鄂温克将士驻防，而在收复雅克萨的战斗中亦有鄂温克士兵参战，《东华录·康熙朝实录》所谓“满洲精兵”应包括了鄂温克将士。可以说，二者都说明了鄂温克士兵在军旅中所享有的医疗服务的情况。

值得指出的是，鄂温克高级将领在医疗服务方面则享有一定的持权。据《龙城旧闻》，索伦名将莽喀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金川战役中“左肘被创”，后曾“回卧龙关就医”。这表明，除享有普通兵丁所享有的医疗服务外，鄂温克高级将领在负伤或患病时，有时还享有撤出战斗到附近城市就医的待遇。可见，与普通兵士相比，鄂温克高级将领所享有的医疗服务更趋多样化。

己有研究表明，清代在成立新军之前，军队并无常设军医，遇有一般高级将领患病或负伤，如果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或是派遣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养，或是令其到附近城市就医，如果病势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医治。对于一般兵士，则在夏季及疫病流行时或战时由太医院配发相关药品，对于受伤或患病兵士则战时在营调养，战后遣回医治。由上可见，鄂温克将士于军旅中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亦基本未超出这一范围。

在历史上，除军旅中的医疗服务外，一些鄂温克人也曾享有关内地区较好的中医药医疗服务。《龙城旧闻》称穆图善“贫老就依，体恤至周，病则若医药，殁则不惮重赀舁归故里”。穆图善曾任陕甘总督等职，自可享有中原地区较好的中医药医疗服务，而这里所谓“病则若医药”中的“医药”，自然应是指中原地区较好的中医药医疗服务。此外，现有资料表明，鄂温克人在历史上也曾与内地商人有过密切的商贸往来，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阿荣旗查巴奇乡（今査巴奇鄂温克民族乡）、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的社会历史调査可见，其所购买的主要商品中并无药品一项，由此可知，中医药对鄂温克族聚居区鄂温克人的影响可能是很小的。

二、萨满教与民间医药服务

萨满教是鄂温克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中东铁路经济调査局编《呼伦贝尔》称：“索伦人几全为巫教，崇奉喇嘛者，殊不多睹。”上牧瀬三郎在《索伦族之社会》则中指出：“该旗（指索伦旗，其行政区划大致包括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特尼河苏木、海拉尔市建设乡、牙克石市兴安岭以西滨洲铁路沿线地区等一一引者注）有264名喇嘛，都是布里亚特及巴尔虎等蒙古族，索伦族出身的只有1名。信仰喇嘛教在族内得不到承认。”可见，萨满教在鄂温克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于崇信萨满教的鄂温克人而言，请萨满跳神治病曾是他们在治疗疾病时的主要选择。《呼伦贝尔志略》称“而属黑教之人民，其疾病之来源则属于黑教之鬼神。……惟萨满者乃以通黑教鬼神之消息者也，故属于黑教之人民，罹疾病时，试用医药无效，喇嘛无灵者，其结果必聘请萨满以治之，若惟一信仰者，则不用医药、喇嘛，专诚托赖黑教之鬼神，一惟萨满之言是听也。”永田珍馨在其《驯鹿鄂伦春族》中，在谈及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宗教信仰时也称：“而萨满教的势力也是牢不可破的，比如他们在患病时不靠医疗，专门由萨满祈祷医治……”可见，萨满教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曾是鄂温克人所享有的主要医疗服务。

那么，试图借助于超自然力量治愈疾病的鄂温克萨满教对于治疗疾病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认识这一问题。

1.萨满跳神治病具有心理医疗的作用。研究者有关锡伯族萨满教的研宄表明，锡伯族萨满教具有心理医疗功能。这一研究指出，心理异常可能导致多种疾病，而“萨满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跳神’场景中治疗患者，实际上是在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态基础上运用了信仰疗法，这会很容易对患者的心理产生积极暗示、移情、安慰等效应，从而使他调整情绪秩序，强化自我意识，消除异常心理，逐渐康复”；跳神治病的方法“让萨满与患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心理互化作用”，能够对患者产生积极效果；“萨满‘跳神’治病是在集体参与下进行的，这对患者具有更大的鼓舞和安慰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患者心理上的自信。”有关锡伯族萨满教心理医疗功能的上述结论，对于鄂温克萨满教应同样适用。

2.从萨满中分化出来的鄂温克整骨医师等神职人员可以为患者提供骨伤治疗等医疗服务。有关蒙古族萨满教与蒙医药关系的研宄表明，在蒙医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萨满教曾对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蒙古族萨满教中已出现作为专业接生人员的Udugan或Edugan，以舞蹈的形式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安代博和医治骨折的整骨博等专门人员。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鄂温克萨满教。仅就整骨疗术而言，课题组的初步调查表明，鄂温克民间整骨疗术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对患者实施整骨疗术的民间整骨医师既可以是萨满教的神职人员——萨满，也可以是并非萨满的其他人，而也并非所有的萨满同时就是民间整骨医师。因此，将鄂温克民间整骨医师直接理解为萨满是错误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鄂温克萨满教对于整骨医师的产生却给予了一种神秘主义的阐释，它或是认为整骨医师的产生是被神灵选中的结果，其征兆为患有某种疾病，或是认为整骨医师相关技艺系神灵托梦所得等。总之，鄂温克萨满教对于民间整骨医师的产生给予了与萨满的产生相同或相近的宗教阐释。由此，将鄂温克民间整骨医师视为从萨满中分化出的专门人员当较为恰当。由萨满分化出的民间整骨医师可以治疗脑震荡、骨折等，在历史上，它对保障鄂温克人民的生命健康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现有调查表明，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仍有民间整骨医师对患者实施治疗的案例。

有研究者认为“萨满教医药与疗术内容丰富，包含传统医学的诸方面，如药物学、内科学、外科学、解剖学、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婚育指导、产婴护理以及心理疗法、运动疗法……堪称北方民族的原始医药学”。就鄂温克萨满教而言，这一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课题组的初步调查和研宄表明，萨满教的确与民族医药有着某种密切联系，如曾是萨满的鄂温克老人阿拉腾德力格尔拥有丰富的民间医药知识，而对于鄂温克民间民族医药给予较全面整理的何秀芝老人出生于萨满世家。但值得指出的是，萨满在跳神治病过程中并不对患者实施药物或疗术治疗，据说也不存在患者向萨满求药的情况。而为患者提供药物、疗术治疗的，正是整骨医师等萨满教神职人员。

除萨满教所提供的心理治疗和整骨疗术等医疗服务外，居于本土的历史上的鄂温克人还曾应享有鄂温克民间医药服务。已有研究表明，鄂温克人在历史上己经具有丰富的医药知识，而近年的相关调查也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如，乌尼尔的鄂温克族民族植物学研究共搜集到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民族药用植物近20种。却扎布等的初步调查认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常用药物有几十种之多，其所搜集到的常用药物共有11种（类）。伊乐泰、娜仁其其格的初步调查共搜集到索伦鄂温克民族药物11种，民间医技、医法一种。而何秀芝《鄂温克族民间医病偏方》所搜集整理的鄂温克民间偏方、疗术、疗法则达上百个(种）之多。这些医药知识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它必然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历史上鄂温克民间医药偏方、疗术对于保障鄂温克人的生命健康应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关研究指出，满族自古全赖萨满跳神治病，而“直至清初有了医药的端倪，满族人才‘病轻服药，而重跳神’或跳神后，结合部分医药针砭术治病”。前己述及，《呼伦贝尔志略》称，除唯一信仰萨满教者如遇患病只请萨满跳神外，其他鄂温克人则在“试用医药无效，喇嘛无灵者”时必请萨满跳神治病。可见，鄂温克本土医药也经历了类似于满族医药巫医分离的发展阶段，而鄂温克人在患病时对于萨满跳神治病与医药治疗（包括民间医药治疗)的选择也与清初的满族极为相近。

三、喇嘛教与其他医疗服务

藏传佛教对一些地区的鄂温克人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鄂温克族自治旗地区每年曾有喇嘛念经主持祭祀水神的活动，同时，这一地区也曾有喇嘛念经为死者送葬的丧葬习俗。在这一背景下，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的蒙医药对保障鄂温克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已述及，《呼伦贝尔志略》称，除唯一信仰萨满教者只请萨满跳神治病夕卜，鄂温克人一般在“试用医药无效，喇嘛无灵者”时，会请萨满跳神治病。此处所谓“医药无效，喇嘛无灵者”理应包括喇嘛驱魔医病和施治服药无效的情况。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称：“因为陈巴尔虎地区鄂温克人与布利亚特人杂居，首先喇嘛医与鄂温克人接触，因为鄂温克人没有医生和药。”喇嘛曾借此向鄂温克人宣传佛教。而前引上牧瀬三郎《索伦族之社会》中所谓索伦旗仅有的一名“索伦族出身的”喇嘛，其皈依佛门的原因则在于他的四个兄长夭折而本人又患有重病，其父亲出于保住他的性命的目的，让他当了喇嘛。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传佛教及其蒙医药在鄂温克人抵御疾病中所具有的地位。

在呼伦贝尔地区曾有为数较多的藏传佛教寺庙。如甘珠尔庙、光远寺、延禧寺等等。其中最为著名者为甘珠尔庙。甘珠尔庙初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而于翌年始每年定期举办的甘珠尔庙大法会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呼伦贝尔地区著名的宗教、商业盛会。甘珠尔庙曾设有专门培养医学人才的曼巴拉桑，并与西藏扎什伦布庙、青海金塔寺、外蒙古的光显寺等有较好的医学学术交流。而甘珠尔庙的定期集市也曾是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的商人进行土特产品交易的主要场所之―。这一在呼伦贝尔地区知名度极高且聚集了优秀医学人才的藏传佛教寺庙，必然会吸引包括鄂温克人在内的众多患者前来就医。除甘珠尔庙之外，呼伦贝尔地区的其他藏传佛教寺庙是否设有曼巴拉桑或医生席位有待进一步考察（值得指出的是，藏传佛教寺庙并非只有在设有曼巴拉桑的情况下才会设有医生席位，如，辽宁省阜新地区的普安寺和云安寺虽未设有曼巴拉桑，但却有医生席位，甚至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医学人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庙必然为历史上的草原游医提供了落脚之处。总之，以鄂温克族聚居区及其邻近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为中心的蒙医药文化曾对鄂温克人有着较大的影响，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还曾享蒙医药方面的医疗服务。

除藏传佛教外，东正教对一些地区的鄂温克人也有着较大的影响。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人和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东正教，而东正教文化也融入到了这些地区的风俗习惯之中。如，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人在孩子出生后会到教堂洗礼，而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则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开始实行土葬等。此外，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人和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也曾与俄罗斯商人有较为频繁的商贸往来。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是否对鄂温克人实施过医药服务？这一服务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对于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此外，在伪满洲国时期，鄂温克人曾在日伪统治之下。为了维护其统治，日伪方面也曾进行过一些医药服务，如，伪满康德五年（1938）的甘珠尔庙大法会期间，地方“政府”曾进行过具有象征性的施舍医药的活动。关于伪满洲国时期日伪政府针对鄂温克人所进行的医药服务，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值得指出的是，相关资料表明，曰伪政府在鄂温克族聚居区似并未设立医疗机构，以索伦旗为例，日伪政府在该旗并未设有任何卫生医疗机构，由于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该旗鄂温克族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外，阿荣旗查巴奇乡鄂温克族人口变化也曾出现过相同的情况。由此可见，日伪政府在对鄂温克人所进行的医疗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即使是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

综上所述，鄂温克人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医药服务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除在鄂温克人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萨满跳神治病和以萨满教为背景的民间医药服务外，鄂温克人还曾享有来自于藏传佛教的蒙医药服务、军旅中的中医药服务和中原地区的中医药服务等。这一特征与不同文化传统对于鄂温克文化的影响，以及鄂温克人久在军旅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总之，历史上的鄂温克人在珍视本民族医药文化的同时，对于其他民族的医药文化则釆取了兼容的态度。这一兼容的态度对鄂温克人保障生命健康、抵抗疾病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这一兼容的态度是否对鄂温克民族医药吸收其他不同传统的医药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有，它又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关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本节的探讨仅限于清初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情况。但即便就这一时期鄂温克人所享有的医疗服务而言，本节也仅仅是一种初步的探讨。正如文中所示，有关鄂温克族历史上所享有的医药服务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进—步探讨。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些问题给出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仍较为困难，只能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调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