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明清时期中医与壮医的互相渗透，使壮医迅速发展，壮医理论开始萌芽，壮药使用的品种范围更加扩大，用药经验日趋丰富，诊疗技术进一步提高，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十余种治疗方法，创造了大量的验方、秘方，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医学著作及名医随之产生，为壮医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一、壮医理论的萌芽

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对壮族医药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陶针、金针等治疗方法的广泛使用，壮医药知识也由零星积累逐渐系统化，大约在唐宋之际，壮医理论已处于萌芽状态，其标志是壮医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毒、蛊、痧、风、湿等病证的防治达到丁相当的水平。

1.对瘴病、痧病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由于壮医理论的萌芽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发展，使壮医对壮族地区多发病、常见病有了较明确、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瘴病、痧病的认识从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分类到治疗预防等都达到了-定的水平。

壮族地区地处亚热带丘陵山区，山峦叠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植被茂密，动物繁多。这种自然气候环境为壮族先民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乜利于疾病的滋长，尤其是炎热多雨的气候，使动物的尸体及败草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瘴毒，严重地威胁着壮族先民的生命。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了解当时对"瘴"的认识水平。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瘴气是由"杂毒因暖而生"及"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指出："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又说："两江(按：指左江、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以及"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疹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明确指出瘴气症状如疟疾。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气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但作者是在壮族地区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反映了当时壮医对瘴病的认识水平。

痧病亦是壮医认识较早的-·种我国南方夏秋季节多发的病证。虽直到元代危亦林所撰的《世医得效方》才有痧病的记述，但在这之前，壮医对痧病应当早有认识，痧病指热性疫病，或暑热病证。其病因病机是：机体内虚，正气不足，暑热湿秽所生之痧毒、疠气乘虚而人，使人体气血阻滞，气机升降运行失常而发病。壮族刘痧病的临床表现及类型可以说妇孺皆知，治疗方法丰富多彩。痧病按其临床表现分为痧气、红毛痧(又称羊毛痧)、标蛇痧、绞肠痧、夹色痧、黑利(舌)痧、喉痧等。治疗方法根据病情轻重而定，病情较轻的，可选徒手捏痧法；病情较重的，可选用捏刺法、刮痧疗法、割痧法、挑痧法、点痧法、绞痧法或捏痧器疗法、熏蒸疗法、温浴疗法、擦治疗法，并可配合祛风解毒的草药内服，疗效更佳。

2.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初步认识

壮医对人体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另一方面，中医的影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壮族民间有拾骨迁葬的习俗，如《宁明县志》汜载，该壮族，"于殡葬三五载后，挖开坟墓，仔细拾出枯骨，俗称'拾金'，把拾出的枯骨抹拭干净，再用香火熏干，然后按一定规则纳于一瓦坛中……"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战国时期的《墨子·节葬篇》说："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壮族的拾骨迁葬习俗，在仔细拾出枯骨，然后按一定规则纳于一瓦坛这一过程中，使先民对人体骨骼系统有了较客观的认识，故壮医 '般都能用壮语说出人体许多骨骼的名称。

北宋庆历年间，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用蔓陀罗花酒诱捕欧希范等起义首领56人，并全部杀害，随后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全部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张实绘人体解剖图。所绘内容主要为人体内脏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如肺之下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再下有大肠，大肠之旁有膀胱……肾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等等。并从病理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记录，如"蒙干多病嗽，肺胆俱黑；欧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这次解剖事件，虽然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背景，说明北宋王朝的极端残忍，但在我国医学史，特别是解剖学史上，其历史意义是肯定的，对中医和壮医在人体解剖以及生理、病理方面的认识，有促进的作用。

由于对尸体进行解剖及《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加上壮族民间的拾骨迁葬的习俗，使壮医们对人体解剖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对人体脏腑组织器官有了较明确的概念，尤其对骨骼、气血、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叫法(内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并认识了这些脏腑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从而使壮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大约在唐宋时期，壮医引进了汉医的阴阳、脏腑等概念，并结合自身的认识水平，用来作为说理工具，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使壮医的理论水平及临床诊疗水平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古代壮医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最初只是影影绰绰，总的来说，躯肢脏腑，靠血濡养，生机活泼，由气推动，知道人体结构与脏腑功能的协调一致。天气、地气、人气瓦相交感，同步推移，营血充沛，气机畅达，则机体生理趋于常态。反之，天气异变，地气溷秽，人气失调，天地人三气交感戾气，以致三气不同步，致使邪正纷争，气机阻塞，血质淤滞，则变生诸症。壮医虽然吸收中医的脏腑概念，但对脏腑功能的认识，较之中医为简，如壮医一般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像天，称为"巧坞"，为精气折聚之处；下部像地，称为"胴"，是津气所聚，能滋养全身；中部像人，称为"廊"，为谷气所聚，融化精微，条达上下，沟通内外，降浊升清，荣养全身。对于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胆、胃、膀胱等脏腑，只知道其大致的功能区别，并不追究每一脏腑的具体生理机能或病理变化。

二、壮药学的发展

唐宋以后，壮药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新修本草》是唐显庆二年(687年)由苏敬等22人编纂，历时两年完成，由唐政府颁发的药典。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共载药850种(一说844种)。当时唐政府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象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岭南地区药物。如：

1．蚺蛇胆。《名医别录》："蚺蛇胆，味甘、苦、寒，有小毒。主心匿痛，下腹匿疮，目肿痛。"《谨案》："……今出桂，广已南，高贺等州。"《名医别录》只记载了蚺蛇胆的功用，《新修本草》则进-步点出其产自岭南地区。

2．滑石。"岭南始安出者，白如凝脂，极软滑。其出掖县者，理粗质青白黑点，惟可为器，不堪人药。"始安郡，三国(吴)置，治所为今广西临桂县。

3．钓樟根皮。"钓樟，生柳州山谷……八月、九月采根皮，日干之。"柳州属壮族地区，当时之人已知该药能止血，治金疮。

4．茯苓。"茯苓……今出郁州，彼土人及斫松作之。"说明壮族先民早已会种植茯苓。

5．桂、牡桂、菌桂。"牡桂……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出融州、柳州、交州甚良。""菌桂，味辛温，无毒，主目疾，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生交趾、桂林山谷岩崖间……立秋采。"从《山海经》开始，历代本草书均有桂的记载，均言以广西出产者为佳，故广西有"桂海"、"八桂"之称。《新修本草》还介绍了壮族先民采集、加工、使用桂的经验。

6．蒜。"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哉。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山人、俚獠是对壮族人的先称。壮族先民这一经验，被收入了国家药典。

此外，黄芩、瓜馥木、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郁金、蓝实、药酱、莎草科、苏方木、槟榔、犀角、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唐代陈藏器看到《新修本草》多有遗漏和纷乱，于是广搜文献，并采集民间用药经验，把遗漏的药物收集起来，著《本草拾遗》一书。其中也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

1、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陈家白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水研服之，入腹与毒相攻必吐，疑毒未止，更服，亦去心胸烦热，天行温瘴。出苍梧，陈家解药用之，故有陈家之号。蔓及根，并似土瓜，紧小者良。""甘家白药，味苦，大寒，有小毒，主解诸药毒，与陈家白药功用相似。人吐毒物，疑不稳，水研服之，未尽又服。此二药性冷，与霍乱下痢相反。出龚州以南甘家，亦因人为号，叶似车前，生阴处，根形如半夏。"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广西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甘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两者均有解毒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两药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

2．玳瑁。"玳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生岭南海畔，山水间。"这是玳瑁入药的最早记载，也是壮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壮医除了使用玳瑁血生饮解毒外，据《岭表录异》介绍，粤西人畜养玳瑁，佩带玳瑁以避蛊，还用活玳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等。

3．土落草。"土落草，味甘，温，无毒。主腹冷疼气痃癖，作煎酒，亦捣绞汁温服。叶细长，生岭南山谷，土人服之，以辟瘴气。"

4．石药。"石药，味苦寒，无毒，主折伤内损淤血，止烦闷欲死者，酒消服之。南人毒箭中人，及深山大蝮伤人，速将病者当项上十字厘之，出血水，药末敷之，并敷伤处。当上下出黄汁数升，则闷解。但人重之，以竹筒盛，带于腰，以防毒箭。亦主恶疮，热毒痈肿，赤白游风，痿蚀等疮，并和水敷之。出贺州山内石上。"

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肠菜、含春藤、赤翅蜂、独脚蜂、枸橼、无风自动草、草鞋根、黄龙须、骨碎补、麂目、牛白 藤、芍药、金钗股等。

五代李殉的《海药本草》记录有壮族地区药物lO0多种，如荔枝、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等。特别是其中对壮药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使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岭表录异》又名《岭南录异》、《岭表记》，唐代刘恂著。书中记载唐代岭南地区的珍奇草木、鱼虫鸟兽和风土人情，还收载／。不少壮药以及使用这些

药物的经验。如山姜以盐藏曝干，煎汤饮治冷气；圣齑(牛的肠胃中已化草欲结为粪者)调以盐姜酒内服，治过食水牛肉腹胀；鹧鸪解冶葛并菌毒；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金蛇解毒、槟榔祛瘴疠、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野葛毒等。该书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800余种文献书籍，著成《本草纲目》，所载1892种药物中，有相当部分是岭南地区出产、使用的，如动物药有蚁、蜈蚣、蛤蚧等，植物药有甘草、沙参、紫草、三七等，矿物药有赤铜、滑石等。这标志着岭南地区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药中的重要作用和明确地位，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壮医药的客观存在，而且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地方志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医药学知识的，但其中对地方上出产的药物，乃至有关药物用法的记载，也可以从侧面一窥壮医药发展的情况。

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记载了100余味广西盛产的药物。所收药物种类繁多，既有芳香温散的香附、泽兰、蓝香、干姜、高良姜、山椒、艾叶之属，又有收敛固涩的白芨、五倍子、乌梅、覆盆广、金樱子之属；既有开通肺气、驱散表邪的桔梗、荆芥、苍耳、香薷、柴胡、半夏、薄荷、贯众之类，又有通利水道、引邪外出的滑石、木通、萆薢、车前、瞿麦之属；既有清热解毒的苦参、地榆、金银花、黄芩、黄柏、山栀子、地骨皮、槐花、青黛、白头翁及峻猛外用的巴豆、商陆、炉甘石之类，又有补中固脏、益寿延年的地黄、首乌、龟甲、沙参、天冬、麦冬、山药、菟丝子、仙灵脾、骨碎补等药。谢君惠修、黄尚贤编纂的《梧州府志》亦收载了50多味药物，所收药物在林富、黄佐所编的《广西通志》中大部分有记载，惟其后所列的羊角扭、断肠草等药，皆有大毒，并言以羊血、熊胆可解断肠草之毒，这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其他如《南宁府志》、《柳州府志》、《宾州志》等大量的州府县志亦收载了不少药物，反映了当时的壮族人民对壮医壮药的重视。如《南宁府志》[乾隆七年(1742年))载："断肠草……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或以伏卵未生雏者细研和香油灌之，或以粪水及蚺蛇胆灌之，或以狗屎调水灌下，令草吐出亦愈。"以各种物品，使中毒者吐出毒物，或服用蛋白及油类物，使之与毒物结合，减少毒素的吸收，并且油类的导泻作用能使毒物更快排出，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广西通志·平乐府》[同治四年(1865年)]称："蓝蛇出陈家洞，言有大毒，尾能解毒"，"九里明，作饮可解热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载："木棉……能解鸦片、铅粉、砒霜、虫螫、野菌诸毒。"《当州府志》[同治十二年(1874年)]亦说："蔓陀罗，人含之则颠闷、软弱，急用水喷面乃解。"可见壮族人民使用解毒药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民国时编修的广西地方志和有关文献，收载了以前未记载或较少记载的广西特产、多产药物，如桑螵蛸、虎骨、斑蝥、老虎耳、血见飞、大小罗伞、宽筋藤、土人参、土归身、土牛膝、土白术、土黄连、绵姜、单藤、吊兰、独脚莲、芙蓉花、走马胎、刀伤草、蓝姜、石兰、牛尾草、五爪龙、三爪龙等。

此时期的地方志内，对于果菜类入药论述尤多。如《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记载："罗汉果，人如柿，椭圆，中空味甜，性寒治劳嗽。"《镇安府志》[光绪十八年(1892年)]曰："羊桃，一名三敛子，一名五敛子……味甘酸，内有小核能解肉食之，须臾皆起，有人食猪肉咽喉肿，病欲死，仆饮肉汗亦然，人叫取羊桃食滞，须臾皆起，又能解蛊毒岚瘴，土人蜜渍盐腌以致远。"《北流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记载："西瓜……味甘淡，止渴消暑，疗喉痹症，解酒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曰："山楂……制糕能消食。"《玉林州志》[光绪二十年(1894年)]言黑糯"用浸酒，补血"。《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言安石榴"皮可入药"，橄榄"可解鱼毒"。《新宁县志》指出："生菜，食之却暑"，"苦荬，可涂虫毒疮疥"，"辣椒，味辛辣，消水气，解瘴毒"，"苦瓜，味苦，性冷，解水瘴"。可见壮族人民对于食物的温凉补泻已有了较多的认识。由于瓜菜乃日常生活所用，来源充足，对养生保健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壮医"药食同源"特色的体现。

三、方剂学的萌芽

药物知识及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壮族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故壮医的医疗经验、单方、验方大多只能通过口授、耳听、心传的形式流传下来，遗失的固然很多，其中部分由于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从唐宋时期的方书中，可见到收入厂部分岭南地区的解毒、治瘴气的方药，其中包括壮医方药，说明壮医方剂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

1．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著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医方亦欣赏，并收录入书。如《干金翼方》载："白花藤，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某肉中毒，酒浸服之，主虚劳风热，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钩吻为广西多产之物，《千金翼方》谓其能"杀鬼疰蛊毒"。在治风药及治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蜕、野葛、班蝥等广西多产药物，说明当时广西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治瘴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造成的病证。懂得"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2．宋代医家合编的《圣济总录》

北宋年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编成《圣济总录》，载方近20 000首，其中有岭南方药。如："治草蛊。……岭南人多行此毒，从咽判痛，方(用)甘草(炙)、蓝汁二味，捣甘草为末，每服1.7钱，以蓝汁调服。"

3．柳宗元的《柳州救三死方》

柳宗元(773-819年)，山西永济人。顺宗时被贬到广西柳州，任柳州刺史。他被贬南方后，情绪难免忧郁，加上水土不服，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医者学习，亲自品尝，并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宋代的一些本草提到该书病案如下：

疔疮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二年，患疔疮，病情日益加剧，曾敷用多种药物，仍不见效。经一友人提示，用屎壳郎(蜣螂)调制敷贴，收到了"一夕而百苦皆已"的奇效。次年柳宗元吃羊肉后引发疗疮，"再用，亦如神验"。

脚气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三年患脚气病，"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询美传杉术汤，服半食倾大下三下，气通块散"。此方的配方及服法为：杉术节若干、桔叶(皮亦可)若干、槟榔若干，捣碎，加童尿若干，共煮至一半份量，分两次服用，若"一服快利"，药到病除，则勿需再服。

霍乱案：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患霍乱，症见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天半许，气即绝。服用霍乱盐汤方，即以盐一大匙，熬成黄色后与童尿一升煎服，服后"入口即吐，绝气复通"而病愈。

三案均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萌芽及医疗技术的进步。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将医书细分为16类，其中岭南方类5部9卷，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项，标志着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臬的《南行方》、郑椎《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西摄生方》等。

四、丰富多彩的壮医诊疗技法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壮医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法，大大地丰富了壮医的内容。

壮族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诊、脉诊、甲诊、口诊等方面。

壮族的治疗方法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到了这一时期，已形成了内治法、外治法等治疗方法数十种，大多技法沿用至今。

五、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建立

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建立都较晚，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以后才建立。

11世纪中叶，广西爆发了壮人侬智高领导的有壮汉等民族人民参加的反宋起义。根据新出土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考释，白居易的后代白和原，在广西参加了这次起义，当过"医长"，成为医药世家。说明在起义部队中，有不少壮、汉医生，并已设立了医疗制度。这方面有关文献缺乏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据有关史料记载，起义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是一位医术颇精的女壮医，擅长骨伤科，阿侬随起义军把壮医医术传播到云南。

明清时代，有关文献才开始明确记载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情况。

明代，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广西通志》载："庆远府……医学在税课后，成化元年(1465年)知府周一清重建"，"天河县……医学在县治南"，"思恩县……医学在县治左"，"武缘县……医学在县治南"，"永淳县……医学在县治西"，"南宁府……医学在府治西"，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有40多个州、府、县土司设有医学署。这些医学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医药卫生行政机构，还是医疗服务机构，或者是医学教育机构?由于记载欠详，尚难以定论，但其为医药卫生机构则是肯定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署的医官"本为上人"，即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这对于发展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壮药，当然是一个促进的因素。这也说明土司对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还是比较重视的。事实上，在土司家属中就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专职医生。如清代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曾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号钦明)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病患。莫述经的诊室、药房设在"大夫第"的"头堂"，诊室在左，药房在右，专用中药及本地产的民族药防病治病。土司的亲属从事医疗工作，说明在土司制度下民族医是有-定的社会地位的。

清代，壮族地区建立的卫生机构负责管理地方医药和救济、诊疗贫穷患者。《北海杂录》云："太和医局，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亦广西商人协力敛赀，藉行善举。与广仁社相通一气者，专为赠医施药舍馆事，局有永远管理四人，另每年公举总理四人……聘请医师驻局，七点至十-点，以便贫病人到诊。"《龙津县志》亦曰："医药局于宣统初年成立，延请中医生，主任医药杂务。民间贫寒之家有疾病者，就局诊治，不收诊金，间或有赠药剂者。局址初附设于道尹公署，嗣移于旧都司府，再移于龙州学社内。"有些地方的医药机构成立之后又取消，如《博白县志》(乾隆年间修)称"阴阳学，医学俱废"。

此期间，有外国人在壮族地区兴建了一些医院，如"法医院，每以赠医施药为事，归法医土办理，由法政府派来，向僦民房以为医所。《北海杂录》，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英耶稣教士所设，驻隆英医一名，赠医施药不受分文，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北海杂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医院数量少，且集中于市镇，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祖国医学极尽摧残之能事，企图废除中医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粹的中医药都得不到保护和扶持，包括壮医药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如此，民族医药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民国期间壮族地区的中医药还是有所发展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后，广西先后成立了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省立梧州医药研究所、省立桂林医药研究所。这三个研究所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合并于南宁，称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研究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招收学员，培养中医药后备力量。民国二十四年九月(1945年9月)，改称为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该校设有药科专业班和药物种植场，教授有关药物方面的知识，并对部分中药、壮药进行剂型改革的尝试，提炼成为流膏、干膏、水液、粉末、植物结晶等。尽管如此，对壮医药的研究、应用还是有局限性的，壮医药仍以其千百年来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等待后人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六、壮医分科的出现

壮医分科的出现较晚，而且分科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彻底，这和中医的情况有些相似。据文献记载(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医在战国时期已出现分科，扁鹊入乡随俗，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或为小儿医(儿科)，早于扁鹊四五百年的《周礼》更明确记载当时有食医、疾医、疡医等之分，但在其后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中医并不形成严格的分科制度，这大概和医学及科技发展水平有关。

由于壮医缺乏文献资料，故其分科的出现始于何时，不可能十分明确，只能根据有关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药线点灸疗法长期在壮族民间流传，是壮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疗法由龙玉乾的祖母传给她的儿子龙见宏，再由龙见宏传给他的儿子龙玉乾，该疗法起源年代尚待考查，据其在龙氏家族已流传3代以上的事实推算，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现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治疗方法。

广西德保县著名壮医罗家安，擅长壮医针挑疗法，绘制和编写了《痧症针方图解》一书。罗家安生于1901年，幼年即向当地民间医生学习有关壮医药知识，说明针挑疗法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考诸文献，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疗沙虱毒方''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葛洪到过岭南，曾在广东的罗浮山及广西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多年，有的说曾做过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其记载的以针挑疗法治疗的"沙虱毒"，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符合，而恙虫病主要流行于气温与湿度较高的热带与亚热带，本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和台湾等省区，葛洪曾到过恙虫病流行地区，故所记治"沙虱毒"的针挑疗法，似与壮族先民有关。宋代的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地区)知府兼广南西路(今广西)安抚使，所撰《桂海虞衡志》对广西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及生活习俗，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关于针挑疗法，《桂海虞衡志》曰："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有头痛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这是针挑疗法与壮族先民有关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据此壮族民间的针挑疗法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疗法能够成为专科，是有深厚的基础的。

壮族地区古时山高林密，毒蛇猛兽出没其间，壮族先民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外伤和毒蛇咬伤是常有之事，壮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治疗外伤和毒蛇咬伤的丰富经验，所以壮医在外伤和蛇伤方面，早就出现了分科。如广西天等县民族医院张国宁老壮医，家传蛇伤药"双龙胶囊"(现名)，据说已有4代，药由龙衣、地龙各等量，分别研末，分装瓶内备用。凡被毒蛇咬伤者，先用上两药各等量开水送服，继用土半夏根捣烂外敷伤口周围，效果很好。

七、壮医理论的初步形成及壮医著作的出现

壮族医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出现了有关壮医药方面的著作。

这一时期壮医药在药物、病证、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总结。

药物方面，如前所述，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记载广西盛产的药物100多种，在清代的广西地方志中，关于壮医壮药的记载空前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有些地方志不仅记载药物的出产、应用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有加工炮制和典型病例的记载，标志着壮医壮药逐步趋向成熟。肉桂、田七、蛤蚧等是壮药的重要代表。

病证方面，一方面，壮医对地方多发病痧、瘴、蛊、毒、风、湿已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壮医还有着不少独特的病名，壮医病名有的是以壮语表述的病证名称，有的按主要症状命名，有的按预后良、恶来命名．有的以取类比象来命名，等等。据广西德保县已故老壮医罗家安所著《痧症针方图解》(手稿)所载的82种病证，其中有20多种是中医、西医所没有的，即是壮医病名。如"天寒"、"地冷"、"蛇龙吊"、"七星"、"电光"、"肚带"、"胫喉"、"蛇惊"、"猫惊"、"红毛"、"耳羊"、"红头痧"等，这是已经译成汉字的壮医病证名称。此外还有大量尚未译出的壮语病证名称，如生疖子，壮医根据其不同的临床表现，就分为5～6种病名之多。有些病证名，只有用壮语才能比较准确地加以表述。已知的壮语病证名称，不下百种。但是壮语病证名称由于南北方言的差异，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欠规范化，有待于今后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诊断方面，壮医有望诊、目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这些诊法均具有壮医特色。

治疗方面，壮医有内治法和外治法两大类，内治法既有对症治疗，亦有对因治疗。其特点是，以辨病为主，用药简便，专病专方。壮医在治疗方面的特点是外治法丰富多彩，几乎所有的病证都可采用外治法，或外治法与内治法配合运用。一般病证，单用外治法即可奏效。有些病证虽用内治法，但亦是配合外治法来治疗，很少单独使用内治法，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随着壮医理论的逐步成熟，这一时期，壮医著作开始出现，如《童人仔灸疗图》(宁明县忍乡壮医邓显楷收藏，手抄本)、《痧症针方图解》(德保县马隘乡罗家安著，手抄本)等。据近年的调查，民国时期，曾出现了不少有关壮医壮药的手抄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搜集到民间壮医药手抄本100多本，内容以临床实用为主，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医药知识。这些手抄本的编写，对壮医药理论及临床实践进行了总结，说明壮医药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其流传，对普及医药知识和提高壮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

八、壮医预防方法

壮族地居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潮湿，且多高山丘陵，树木茂密，故岚岳瘴疟、瘟痧疫疠均多发生。壮医对这些疾病所具有的传染性早已有所认识，如《镇安府志》载："天保县，山深箐密，气候多戾……居此者，多中虚，四时均易感冒，或晴雨偶行，即疾疫流染。"因此壮民十分注重未病先防，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及生活经验中，根据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性等，总结出-'些颇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对瘴气的预防

(一)佩挂药驱瘴法

每年炎热的雨季来临之际(多在端午节)，壮民各家各户均将自采的草药或上年采集的草根香药扎成药把挂于门旁，或置放房中，以避秽驱瘴。常用的药有：菖蒲叶、佩兰叶、艾叶、青蒿叶等。家中若有未成年的孩童，则令其佩挂各种香药制成的药囊，意在扶正驱瘴。常用的药有：檀香、苍术、木香等。在瘴疠流行季节，村寨无论男女老幼，都佩带药囊，以避邪防瘴，预防或减少瘴疫的发生。这些防瘴习俗一直沿用至今。

(二)服药防瘴法

常吃黄瓜、辣椒、蚺蛇、盐麸子、山柰、姜黄、蒟酱叶等，可以预防瘴气的发生。嚼槟榔也可预防瘴气。如《三江县志》载："瘴气，遭之急伏地，或嚼槟

榔，或含土，庶几可免，否则立病如咳疟……"

(三)隔离更衣防瘴法

为了防止瘴气的传染、扩散，自古以来壮族就有隔离更衣的传统。壮族聚居点于瘴疫流行时，邻村之间暂不交往，各户谢绝串门，寓群体隔离之意。若有人从远处归来，常止于村舍外，待家人提篮装衣迎之，嘱其换下衣物，并将换下的衣物蒸煮，以祛疫疠恶气，防止瘴气流染。

2.瘟痧疫疠的预防

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曰："南方生热。"以"发热"为主症的瘟痧之证在壮族地区是常见之病，有时"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之者。"(《温疫汇编》)因此，预防瘟痧，除了服药、隔离更衣外，壮民还意识到要大力灭蚊蝇，并疏通沟渠，毋使污积，杜绝蚊蝇滋生之源，防止瘟疫发生。

3.赶药市预防法

壮族地区境内山多林密，百草丛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壮乡各村寨的乡民都去赶药市，将自采的各种药材运到圩镇药市出售，或去买药、看药、、闻药。壮乡民俗认为，五月初五的草药根肥叶茂，药力宏大，疗效最好，这天去药市，饱吸百药之气，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一年之中能少生病或不生病。久而久之，赶药市成了壮乡民俗，每到五月初五这天，即使无药出售的壮民，都扶老携幼地赶往药市去吸百药之气，这种群防群治的良好风俗，至今仍被壮乡保留。

4.健身防病

根据宁明花山崖壁画及壮乡铜鼓上的舞蹈造型、气功图谱及沿袭至今的在农闲、节日开展的一些传统健身活动，如抛绣球、龙舟竞赛、赛高跷、板凳龙、舞狮、拾天灯等，可以得知壮乡人民喜爱体育运动，喜欢歌舞，这与壮民十分强调"未病先防"的预防保健观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壮民早已意识到锻炼身体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5."干栏"建筑的防病意识

壮族聚居区地处潮湿，易患风湿之证；山林密茂，气温较高，易得痧瘴；野兽出没，易受袭击饬害。为了预防疾病，避免野兽伤害，原始社会晚期壮民们就发明"干栏"建筑，这种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贮放农具等器物及圈养牛、猪等，居住面距地面若干米。这种建筑不仅通风、采光、照明功能良好，而且还可有效地防避瘴气，抵御野兽蛇虫袭击，减少风湿病的发生，在岭南地区极具适用性，因此这种建筑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壮族先民预防疾病的创举。

九、壮乡药市的形成及作用

在桂西壮族聚居的靖西县，流传着-种很有特色的药市习俗。壮族聚居的广西忻城县、贵港市等地，据说也有药市，但其规模则未能与靖西药市相比。

壮乡药市到底起源于何时，现尚未发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考之《四民月令》、《风俗通》、《荆楚岁时记》等民俗书，亦仅有端午节折艾、挂蒲、饮雄黄酒之兴起，而未述及药市。笔者十多年前曾访问了靖西县城郊区奎光村76岁的老壮医农国学以及该县史志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均一致认为，药市的历史至少在百年以上，证据是：农国学的师傅，已故名老壮医陆瑞卿等老一辈人，儿时已亲眼见到药市的盛况，从药市形成之初到出现盛况，其间应经过较长的时间，所以说靖西的壮乡药市，其历史当在百年以上。1899年归顺(即今靖西县)知州颜嗣徽撰修的《归顺直隶州志》虽无药市的记载，但并不是当时药市尚未形成，而是作者对这种壮医药风俗不以为然，未予收录。曾学连曾在1983年6月5日的《南宁晚报》上，以"端午药市"为题，指出靖西药市始于明末清初。当地民间传说，药市是古时候这里一位被人称为"爷奇"的医术高明的老壮医，带领壮族民群，大量采集各种民间草药，跟一个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喷射毒气，散布瘟疾，危害人间的妖怪"都宜"(壮语，即千年蛇精)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后逐渐形成的。传说当然不能作为确证，但它至少能说明药市形成的年代相当久远，说明壮族群众有利用草药同疾病作斗争的传统和习惯。壮乡男女老少通过逛药市，使壮医药知识得以交流和传播，这不但是一种有关医药的良好民俗，也是壮族医药史上的重要篇章。至于靖西药市为什么比其他壮乡药市更具规模，更丰富多彩，是与该县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盛产田七、蛤蚧等名贵药材以及县城新靖镇作为边陲重镇，是各种土特产品的集散地等因素有关。

笔者随广西中医学院医史文献室《壮医研究》课题组，于1983年11月及1984年6月，两次对靖西县的壮族民间医药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其中关于靖西壮乡药市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固定在端午节举行。《靖西县志》载："五月五日，家家悬艾虎，持蒲剑，饮雄黄酒，以避疠疫。"当地的习俗认为，端午节的草药，根叶肥壮茂盛，药力特别大，疗效特别好。而这一天去逛药市，饱吸百药之气，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一年之中少生病或不生病。

二是上市的药材品种多。药市这一天，新靖镇街头巷尾，圩亭屋檐下，都摆满了中草药，不下五六百摊，药物品种亦在数百种以上，其中有比较贵重的中草药材(田七、蛤蚧等)，也有大量的常用药物(金银花、薏苡仁)以及采自深山河谷的钻地风、九节风、大风藤、岩黄连、独脚莲、八脚莲、黄花、倒水莲以及透骨香、马蹄香、过江龙、千斤拔、川芎苗、黄精苗等等。售不完的中草药，晚上或挑回家，或互相馈送，常见易找的品种有些丢弃路旁，总之都在当天加以处理。

三是赶药市的人极多，远远超过一般的圩日。端午节大清早，就有人挑药上市。有些家离圩镇较远的壮医药农，在端午节前的两三天，就预先把药材运到县城(或附近圩镇)，以便端午节时集中摆摊。靠近中越边境的化峒、湖润等乡镇的群众，也大量挑运药材到新靖镇来。八九点钟后，成百上千赶药市的群众，成群结队，着节日盛装，陆续提篮拎筐地来了。不仅有城里的男女老少、郊区的农民群众，还有从数百千米外特地赶来逛药市和采购药材的外地草医、商业人员等。中午时分，药市达到了高潮，不下万人，热闹非凡。赶药市的群众中，有专程来买药的、卖药的、看药的，有来向壮医药农请教医药知识的，有前来找壮医诊病的，也有专为"吸药气"而来的。一直到下午太阳落山，药市才逐渐散场。县医药公司也在药市大量收购有关药材，每逢端午药市，药价一般是比较便宜的，故而人们尽兴争相选购。可以说端午药市既是壮乡中草药的大展销，也是壮族民间医药经验自发性质的大交流，这对壮医药的发展大有益处，对壮药的发掘、使用、交流、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