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的起源，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疾病、创伤、饥饿作斗争的结果。瓯骆先民在野兽横行、瘴气弥漫、山重水复的艰苦环境中生活疾病创伤是难以避免的。例如，1980年在柳江县土博甘前洞出土的9 枚人牙化石（属晚期智人）即发现有龋齿洞，其他如各种感染性疾病、皮肤病、胃肠病乃至营养不良症等，想必在当时也是极常见的。为此，人们要生存，除了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外，还必须不断地同各种疾病作斗争，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防病治病的有效药方，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医药卫生的产生和发展。

一、壮医药的萌芽

在氏族部落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渔猎是瓯骆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在采集野果、捕获猎物的活动中，被尖利的植物刺伤、岩石擦伤、戳伤、被物撞伤、咬伤等是常有的，在这些受伤的过程中有时偶然竟会使一些原有的病痛得到缓解，甚至痊愈，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某一工具在身体上刺、戳以治疗某种病痛，于是人们便认识到用石骨刺针可以治病，从而逐渐产生了壮医针刺疗法。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往往饥不择食，常会因误食某些野果、野菜发生呕吐、中毒，而有些吃了则能使病痛减轻。经反复验证，瓯骆先民便逐渐意识到，有些植物对人体有毒，而有些则能治病，从而促成了原始医药的萌芽。我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这不仅是中药(汉药)起源的论述，壮族古代医药的起源自然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发展起来的。到了先秦时期，壮医除了针刺疗疾、舞蹈导引、按矫治病方法外，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如知道用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等等。当时，壮族还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而壮医的用药经验仍能通过口耳相传及部分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说明这一时期壮医医疗卫生活动是活跃的。壮医药物疗法在这一时期处于萌芽阶段。

由于年代久远，后代的人们在不了解药物起源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根据传说把它归因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神，如"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纲鉴》)壮族亦有类似的传说，如药王是传说中的壮医药神，他发现药草，为人治病，普救民众，还向众人传授种药采药知识，使之得以健康繁衍。并立有药工庙，每年定期祭祀药王。壮族还有关于医神三界公的传说，三界公乃仙童转世，曾于山中遇仙，授以五彩带、仙棒、仙桃及金字书法宝，三界公服下仙桃变成神医，专为贫苦乡人治病。治病时在病人患处缠上五彩带，以仙棒轻轻敲三下，则骨折脚跛的人就能奔走，浮肿病人恢复健康，多年瞎子能重见光明。在瘟疫盛行期间，三界公广发"驱瘟灵"，使患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且分文不取，深受群众的爱戴。壮族地区多处修建有"三界庙"，现忻城县土司衙门旧址附近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常年香火不断。这类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是在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医药来源的看法，说明壮族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源远流长。 火的使用，为壮医灸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促成了壮医灸法的萌芽。人们在烤火取暖时，有时会发现某些疾病减轻甚至消失，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壮族先民便逐渐认识到火灸的治疗作用，故壮医灸法应是伴随着壮族先民对火的使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发现及史料记载，得知先秦时期，瓯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原相比虽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医药却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这一时期是壮族医药的萌芽阶段，这与瓯骆先民居于领先地位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稍后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分不开的。

二、从考古发现来探讨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在壮族地区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尖利的石器和石片，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宁明花山和珠山附近的岩洞里，还发现有骨针实物。这些尖利的石器、石片、骨针等，是否为壮族先民的专用医疗工具，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从一器多用的角度看，它们完全可以作为早期的针刺用具。

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表明，其针形与《灵枢·九针十：二原》列于九针之首的镵针极为相似，陶针和镵针与原始社会的砭石最为接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用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在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的体质特点，地方病、多发病防治的需要，以及秦汉时期，南方用铁未能普遍的情况下，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以便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由于疗效显著，简便易行，壮医陶针在民间流传不衰，至今还在使用。考古发现，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流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种陶器，在广西东北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陶质有泥质陶(即黏土烧制而成)和瓷质陶(即用高岭土烧制而成)两种，其中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陶胎细腻坚硬，火候高(烧成温度达1 100~C左右)，装饰纹饰采用印模拍印方法，故名。其中瓷质陶完可以作为陶针的原料来源，这就为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使用陶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2枚青铜浅刺针(其中1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厘米，直径仅0.1厘米，锋锐利，吴圆锥状，经考证认为是2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是一致的。1976年7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0.2厘米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银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长分别为9.3厘米、9.0厘米、8.6厘米。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壮族地区先后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而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却未记载，它与《内经》提及的"九针"也不完全相同，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针具，很可能该种针具仅在壮族地区使用，可见壮族先民很早就积累了自己独特的针刺治疗经验，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的："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府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从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南方包括广西在内的情况来看，应当包括壮族地区在内。这些都可以佐证，壮医针刺疗法起源于原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较盛行，并传到中原地区。

三、花山崖壁画与早期的壮族医药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乘船逆江而上，进入左江流域的扶绥、崇左、龙州、宁明，就会看到沿河两岸悬崖峭壁上笔触粗犷、风格浑朴的巨型崖壁画，经考证属于先秦时期瓯骆先民所作。目前已发现的崖壁画共81个地点，180处，尚可辨认的各种画像4500多个。从左江上游的龙州县岩洞山到下游的扶绥县青龙山崖壁画地点，其画绵延200多千米，形成一条规模宏大的崖壁画长廊。特别是宁明县花山崖壁画，在宽200米，高约40米的临江一面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各种用赭红色颜料绘成的、色彩鲜艳的画画像高达1.41米。规模如此宏大，画像如此众多，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国外亦属罕见。至今对于花山崖壁画的文化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不一。目前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花山崖壁画乃壮医为防病强身创制的功夫动作图。从两手上举，肘部弯曲90°～110°，半蹲式，两膝关节弯成90°～110°，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等舞蹈动作，显然有舒筋活络、强壮筋骨等保健作用。利用舞蹈导引气功等方法防治疾病，是古代传统壮医的一大特色。有学者将之与春秋战国时期带气功铭文的玉佩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帛画并列为中国三大气功文物，并认为花山气功是壮医乾坤掌子午功。也有学者把花山崖壁画作为医源于巫说的证据。认为它起初反映丁原始人的巫师祭水神与祈求生殖的生动场面，它是壮民祖先--骆越人的文化遗产。画面除人物外，还有狗、鸟、船、刀、剑、鼓等。其中心人物形象高大，占据画面中心地位，双手曲肘上举，两腿叉开，做蛙形，围绕着中心人物有数量众多的小人，半蹲式侧面，头形发式富有变化，场面宏大，画法朴实，蔚为壮观。画面中心人物--蛙形人便是当时的巫师。他们举行这样庞大的祭祀是为了求水神保佑丰收和保佑繁衍旺盛。有学者根据壮族古史传说、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心理素质、行为特征及图腾象征等方面研究，结合崖壁画群的画面造形，认为崖壁画中特大巨人应是壮族占史传说中擒雷屠龙、治理洪水创世纪的英雄人物布伯。波兰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巫术也可以通过使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为权威或领导者的办法帮助把一个部落的人组织起来。"所以崖壁画中的中心人物(特大巨人)，既是布伯，也是巫师，是医巫同源的最好说明。

四、壮医早期医疗卫生活动及文献记载

从前两章所述我们得知，壮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早期与汉医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甚至在部分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的2枚青铜浅刺针，表明了壮医针刺疗法在这时期业已使用，而且是最早使用的，无怪乎《素问》曰："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可见早期壮医卫生活动是客观存在且较为活跃的。

从壮族地区考古的情况显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医药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本民族的医药，在人类活动早期，壮汉还没开始交流，汉医不可能传入壮族地区，因而可知，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均是依靠本民族的医药来进行的，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生活环境相当恶劣的年代，壮医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瓯骆地属僻壤，交通闭塞，社会发展缓慢。当壮族文字尚处在萌芽时秦始皇就用武力统一了岭南，随之设置郡县，并且用行政力量来推行统一规范的汉文字，瓯骆民族的原始文字便在萌芽状态中消失了。故在秦至汉魏六朝时期，壮族没有自己统一规范的文字，缺乏文字知识，因而其医疗活动情况，诊疗经验等没能用文字记载下来，只能靠口耳相传，如在壮族地区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未见有文字记载，却是在考古中发现的。这就给我们了解早期壮医活动情况增加了困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古籍中有关壮医药的记载也印证了壮医药的存在及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壮医药早期没有专著或经典著作，有关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和地方志、博物志中。

商周时期．壮族先民地区尚未加入中国版图，但其中有小部分地区同中原发生联系，据古文献记载，壮族先民瓯骆与商王朝已有交往，壮族地区的珍贵药材，这时已部分输入中原如《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壮族通史》曰："正南诸古国，均为越人地名，或分支族名……"据专家考证，"瓯"，又作"区"、"呕"、"西瓯"，是岭南百越中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瓯之地望，北接"桂国"，东与苍梧为邻，西迄桂西、桂西北，南到郁江、邕江、右江一线而与骆越交错。红水河、柳江沿岸为其聚居之地。"桂国"，因地多产桂树而得名。其地位于桂北，北到湖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带，东接苍梧部。"损子"，分布于郁江中游一带，夹在瓯骆之间，居地当在今横县、港市、容县、玉林，即今南宁地区东北部、玉林地区及钦州地区部分。"产里"，亦称为产国。《泰族僮族粤族考》："产里，国都于临尘，今广西邕宁县西 ……""百濮"，亦称"百越"、"濮人"。为南方古族名，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分布在江汉云南，或楚国西南。由此可知，"瓯骆"、"越族"早在商周之际已著名于南方。向商朝进贡的珠玑(即珍珠)、玳瑁等物，据考证相当部分具有药用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医药的古籍，《山海经·南山经》载："祝馀，其状如韭而青华，食之不饥。""白蕃，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怨，可以释劳""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壮族医药专家覃保霖从壮语音义对上述药物进行考释，指出"祝馀"壮语读为"桂茶"；"白蕃"即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训读为草木之母根。壮族民俗，幼儿年弱多病或成人慢性病，常佩治病用之草木根一截，能防病治病。故《山海经》所载药物，亦有壮族地区原产者。

五、卫生保健意识的萌芽

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壮族先民很早就萌发了卫生保健意识。如远古时期对火的使用及稍后发明的人工取火，不仅能御寒防兽，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壮族先民知道熟食更有利于消化，并可减少疾病的发生，正如《礼记》所曰："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另外"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可见火的使用和发明，对壮民的健康繁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久居潮湿、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之恶劣环境，聪明的壮族先民在原始社会晚期创建了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的"干栏"建筑，不仅通风、采光、照明良好，而且对预防风湿病及瘴、毒等证，减少虫兽伤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起远古时期为保护自己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而穴居岩洞、土窖、地窖，构木为巢或栖身树上，乃至后来的土屋、木屋、石屋等，均有了一大进步，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正如《周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黑子·辞过》曰："……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油湿，边足以圉风寒，足以待雪霜雨露。"壮族先民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裸身生活以后，从以兽皮、树皮覆盖身体以御寒，逐渐发展到用羽毛、树叶、茅草等编制成"衣物"以遮身，最终学会了织布缝衣，这从壮族地区出土的纺织原始工具，如骨针、石纺车、木纺车等可以佐证。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大进步，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大大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变化的能力。火的应用使人们从生食过渡到熟食，并能改进药物的加工、服用，提高疗效，因而对增进体质有着重大的作用。另外，壮族先民服饰以青蓝色为主，是用蓝靛所染，有"避邪"、解毒的作用。花山崖壁画及铜鼓上的舞蹈造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族先民很早就知道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人类的卫生保健增添丁新的更为积极的内容。诸如这些卫生保健意识的萌芽，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医外治疗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兽杂处，碰撞搏斗在所难免，而部落间的械斗也是经常发生的，再加上生产工具的原始，劳动中的意外伤害必然较多。因此，外伤是常见的，并且也是当时重要的致死原因。原始人遇有外伤如何处理，现已难查证。但从近代一些交通极其闭塞、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人们往往以泥土、香灰、树叶等敷裹创口的做法来推断，原始人对外伤也可能用泥土、野草和树叶等敷裹伤口，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地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这便是外治疗法的起源。

瓯骆先民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有时被树枝、石块等硬物撞到或刮到某些部位，由此而能缓解某些病痛，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产生了药锤疗法、刮疗法(如药物刮疗、骨弓刮疗等)等外治法。

七、药食同源

原始社会，人类祖先还未学会耕种和养牧方法时，为了生存，就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现成的食物。"人们最早用作充饥的重要食物大都是属于植物性的……人们素来就生食，这是原始的，也是会用火以前惟一的营养方式。"壮族地区自古至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茂盛，动物水产繁多，给壮族先民在这一时期采集野果、植物块根以及捕食某些动物(所谓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随着火的使用，由生食到熟食，古人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广西各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百多处，与距今5万年的柳江人同时期的柳江土博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就有：剑齿象、大熊猫、猪獾、爪哇豺、虎、华南豪猪、竹鼠、猕猴、野猪、鹿、麂、羊、牛等。广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千处，在一些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烧过的兽骨、植物果核、灰烬、灰坑以及陶、釜、三足陶罐等炊具，说明壮族先民在这一时期已过渡到半定居的生活，不仅知道熟食，而且由用火烤烟熏的自然烧烤法发展到了使用陶制器皿的蒸煮法，是壮族先民饮食文化的一大进步。进入渔猎时代，食用的品种进一步扩大，在广西原始人类居住遗址文化层中，出土了渔猎工具和许多鱼类骨骼及牙齿，各种软体动物化石等。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家禽和人工栽种五谷，壮族先民的饮食文化也进一步发展，由过去采集野果，烧烤兽肉的单一型结构向食肉和食谷物相结合的复合型结构发展。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些食物不仅能充饥，还有很好的保健治疗作用，这些食物包括水果、谷物、蔬菜、禽兽、水产等。古人在寻找食物充饥果腹的同时，也发现了保健疗疾的药物。